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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发布中美航空运输业价值分析报告
发布时间:2025-10-01
 近期,IATA发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航空运输业价值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对比中美航空运输业情况,将中国和美国报告的部分关键数据摘录;为方便交叉对比,于《民用航空产业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202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摘取了相关的数据(以上数据均为2023年度)进行对比分析。  制造产出:民用飞机制造111.6亿元;航油动力航空器发动机制造122.1亿元;结构零部件制造产出424

  近期,IATA发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航空运输业价值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对比中美航空运输业情况,将中国和美国报告的部分关键数据摘录;为方便交叉对比,于《民用航空产业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202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摘取了相关的数据(以上数据均为2023年度)进行对比分析。

  制造产出:民用飞机制造111.6亿元;航油动力航空器发动机制造122.1亿元;结构零部件制造产出424.9亿元;民用航空专用设备制造产出573.1亿元;

  保障产出:航空运输保障服务2307.6亿元;其他航空保障服务产出160.1亿元;

  [4]该数值为“机场处理的货运数量”(air cargo handled),即货物吞吐量

  此外,为方便充分理解《报告》的相关数据及分析原因,对上述部分词语的定义进行补充说明。

  《报告》所采用的数据来源是IATA于2024年发布的《航空业无国界利益报告》(Aviation Benefits Beyond Borders),基于牛津经济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报告中对航空业贡献定量统计采用的术语是“Gross Value Added (GVA)”,即“总增加值”,与“产值”不完全相同,具体计算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的价值。

  《报告》将航空运输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分为以下5大类,其中前4类被纳入了定量分析:

  (一)直接贡献(DIRECT),指行业内部直接产生的贡献,包括如下几类:1.直接贡献(DIRECT),指行业内部直接产生的贡献,包括如下几类:

  1. 航空公司:包括客运、货运、机票销售及通用航空等活动,涉及的岗位有飞行机组、值机bwin官网人员、维修人员、预订及总部职员。

  3. 机场内商业:包括零售、餐饮、酒店、汽车租赁、货运服务、配餐、地勤服务、飞机维修、办公园区以及政府机构(如海关、移民、安保、警察)。

  5. 民用航空制造业:涉及机身、发动机和零部件的制造,相关的岗位有工程师、设计师和施工团队。

  (二)间接贡献(INDIRECT),指行业供应链产生的贡献,包括如下几类:

  1. 场外供应商:包括燃料供应商、食品饮料供应商、建筑公司和运输服务商。

  (三)诱发贡献(INDUCED),指直接和间接雇员的消费所产生的贡献。消费领域涵盖食品饮料、娱乐休闲、交通、住房、税收、服装、家具以及电信等服务。

  (四)旅游业催化贡献(TOURISMCATALYTIC),指乘飞机出行的游客(报告指出,在2023年,全球所有国际游客中,有58%的人是乘坐飞机到达他们的旅游目的地;逻辑是,如果没有航空运输,这58%的国际游客便无法到达这些目的地,他们所产生的经济消费也就不会发生。因此,这部分消费被视为由航空运输催化或促成的经济贡献。)消费所产生的贡献,消费领域包括酒店、娱乐、餐厅、博物馆、旅游景点、旅行社、零售和汽车租赁

  (五)其他催化贡献(OTHERCATALYTIC),指航空运输为经济中其他部门和商业活动带来的效益。影响领域涵盖全球贸易、劳动力供应、提升其他企业的生产力、教育机会、医疗保健、家庭联系、连通性、为偏远社区和小岛屿国家提供生命线、投资、侨汇以及研究/创新。报告明确指出,这一类的影响未被包含在报告所呈现的量化数据中。

  《报告》中的航空运输业“直接”贡献由航空公司、机场运营商及驻场商家、航空导航服务提供商(ANSP)以及制造商等“直接”参与者的经济贡献构成;总贡献还包括了更广泛的供应链、员工消费和旅游开支(即上述分类中的2~4类);对“中国”的统计范围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根据《民用航空产业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一书中的统计,我国民用航空产业一般包括民用航空数字信息、民用航空科技教育、民用航空建筑、民用航空保障、民用航空其他辅助服务、民用航空运输与运营、民用航空制造、民用航空公共管理等八大类,2023年的产值共计23192.7亿元,约合3252.9亿美元,高于该报告统计的2536亿美元;以民用航空制造业产出一项为例,统计值为5007.4亿元,其中包括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民用航空材料(以航空燃料和石油制品为主)、民用航空动力设备制造等;根据AITA报告介绍的范围,可能上述部分贡献被归为间接贡献,或未统计在“民用航空运输”的范围内;其他大类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202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2023年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61.0亿元(约949.38亿美元),远超IATA报告中统计的航空公司246亿美元增加值;机场实现营业收入1019.8亿元(143.2亿美元),保障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456.5亿元(344.94亿美元),机场和保障企业营收已远超IATA报告中“机场、ANSP、民航制造企业”291亿美元增加值。

  《报告》中计算当地人口需要工作多少天才能负担得起一趟航班的费用,是根据2023年的平均旅行票价和人均GDP估算出来的。计算依据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直接数据解决方案 (2023) 和世界银行 (2023) 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与《报告》采用相同信源),美国2023年人均GDP为82304.62美元,中国为12951.2美元;按照标准商业惯例,每年按260个工作日计算,美国2023年人均工作天产值为316.55美元,中国为49.81美元;因此计算得出2023年美国平均票价348.2美元,中国为184美元。从而得出美国客运收入为2472.22亿美元,中国为1104亿美元,与《202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航空公司+机场营业收入(7780.8亿元)基本吻合。

  综合上述分析,《报告》中数据与《202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民用航空产业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中的航空公司产值,机场、空管服务、民航制造产值,运营航司数量等都有较大差异,数值差异约4—5倍;而货物运输量、旅客运输量两个指标基本一致,可认为统计范围基本一致;对于差异较大的数据,前者数值为增加值(GVA)、后者数值为产值,一般差距在2倍以内较为合理,但现在差距较大,且无法找到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IATA《报告》上述部分数据存疑。

  假设《报告》中数据为准确值,以此为基础,对中美航空运输业的力量格局和发展趋势进行对比。造成中美产值差异的主要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航空业的直接从业者人均创造的经济价值(18.84万美元)约是我国(2.55万美元)的7.2倍,航空相关产业人均创造经济价值(17.1万美元)约为我国(2.49万美元)的6.87倍。主要原因是当前中美在全球航空产业的价值链位置差异。

  美国占据高附加值环节,以“技术和资本”驱动。特点是高价值、高效率、高技术含量,明显占据全球航空价值链顶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美国的直接GDP贡献中,“机场、空管服务、民用制造”部分高达2499亿美元,而我国此项为291亿美元。尽管两国的该领域就业人数相近(美国170万,我国150万),但美国的增加值是我国的8倍以上。这反映了美国在飞机总装(如波音)、发动机制造(如GE、普惠)、航电系统、新材料研发等最高附加值环节的绝对优势。这些领域是典型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

  美国航空市场高度成熟和自由化,航空公司、金融租赁、保险、数据分析、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极为发达。这些高薪酬的专业服务岗位进一步推高了人均产值。

  整体而言,美国航空业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雄厚的资本投入来创造价值,对劳动力的依赖相对较低,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极高。

  而我国航空业以“规模和基建”驱动,带动广泛就业。特点是规模巨大、基建先行、劳动密集,在带动就业方面效应显著,但在价值链上更偏重于中下游环节。在带动效应上,我国每1个直接就业岗位,能带动整个经济体产生4.86个总就业岗位(1020万/ 210万)。美国每1个直接就业岗位,带动产生3.30个总就业岗位 (760万 / 230万)。这表明,我国航空业的发展对更广泛的供应链和关联产业(如建筑、材料、本地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这与我国正处于大规模机场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阶段的国情完全吻合。建设新机场、新航站楼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和工程人员,这些都属于间接和引致就业。

  我国还拥有庞大的中下游制造和服务体系,虽然在飞机总装等顶端领域与美国有差距,但我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无人机产业,并在C919等项目带动下,逐步构建了包括零部件、内饰、地面设备等在内的庞大配套产业链。这些环节相比顶尖研发,劳动密集程度更高。

  此外,我国的运营服务仍在追赶。相较于美国,我国的航空公司和机场在运营效率、人均服务旅客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这也使得在相似的客运规模下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员。

  美国凭借其在研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顶端优势,以相对较少的从业者,撬动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我国依托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快速扩张中创造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其核心优势在于市场规模、基建速度和全产业链的构建能力。这种差异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战略的直接体现。美国在维持其技术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而我国则在利用航空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国家现代化交通体系建设,并借此带动广阔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在过去二十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HSR)网络,这一成就彻底改变了我国的国内交通格局。在运输距离1000公里以内的航线上,高铁凭借其市中心设站的便利性、准点率高、票价相对稳定且有竞争力的优势,成为了航空的直接竞争者。相关研究表明,高铁在小于700公里的距离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在1000公里以上,航空的优势则更为凸显。这种强大的替代效应,直接分流了本可能由航空承担的大量中短途客流,是我国“每千人乘坐航班次数”远低于美国的一个关键结构性原因。

  面对一个由国家大力支持、高效且成本可控的竞争对手,航空公司在中短途市场上陷入了两难。若选择价格战,则会严重侵蚀利润;若维持高价,则客座率无法保证。在这种竞争压力下,航空公司的必然选择是进行战略收缩和资源重新配置。它们被迫将运力从竞争激烈的700-1000公里以下航线中撤出。这些被“解放”出来的飞机和机组资源,被重新部署到两个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一是10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途干线,例如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昆明等西部城市,在这些航线上航空的时间优势无可匹敌;二是在国际航线上寻求增长。因此,高铁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内航空运输的功能。它不再是连接邻近经济中心的主要方式(这一角色已由高铁承担),而是更多地承担起连接国家遥远两端、实现长距离国土整合以及为国际枢纽输送客流的职能。

  这种由高铁引发的战略转移,进一步带来了连锁反应,即对航空公司的机队策略和国家的机场发展规划产生深远影响。首先,由于航空公司减少了对中短途、高频次航线的依赖,它们对小型支线客机的需求相对减弱。战略重心转向了执飞高密度、长航程国内干线和国际航线,这使得对更大、更高效的窄体机(如空客A320系列、波音737系列以及国产的C919)和宽体机的需求更为旺盛。其次,国家的机场建设规划也体现了这一现实。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国家综合机场体系”,重点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世界级机场群。这种规划的背后逻辑是,既然高铁网络已经高效地连接了主要城市群内部及周边地区,那么机场建设的重点就可以集中于打造少数几个功能强大的国际航空枢纽。这些枢纽(如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的设计目标不仅是处理点对点(O&D)客流,更是为了高效地实现国际-国内中转,服务于国家更对外开放和全球连接战略。

  与我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国内交通运输体系主要由航空和公路主导。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货运铁路系统,其货物周转量占货运市场的41%,居主导地位,但在客运方面,铁路(特别是中长途客运)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于美国人来说,超过4-5小时车程的城际旅行,其选择往往是二元的:要么是耗时一至数天的公路自驾,要么是几小时的飞机。这种交通结构的现实,使得航空旅行在美国成为中长途出行的“默认选项”。在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活动高度依赖跨州流动的国家,无论是商务差旅还是休闲旅游,航空都是唯一高效、可行的选择。从纽约到迈阿密,从芝加哥到丹佛,航空运输是连接国家经济动脉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结构性的需求基础,是美国国内航空市场规模庞大、稳定且相对缺乏弹性的根本原因。而在我国,同样距离的城市对之间的大量客流,早已被高铁网络所吸收。因此,中美两国在“每千人乘坐航班次数”上差距高达5倍(美国2116次vs.我国425次),其最核心的解释变量并非仅仅是人均GDP的差异,而是两国在国家交通生态系统构建上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是一个航空在长途客运领域几乎没有有效竞争者的市场,而我国则构建了一个空铁高度互补且激烈竞争的综合交通体系。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最终塑造了两个在规模和功能上迥然不同的国内航空市场。根据CIRIUM统计,截至2025年9月9日,我国商用飞机在役飞机机队规模约为4394架,美国在役机队规模约8516架,美在役商用机队规模约为我国的2倍。

  美国现代航空业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78年通过的《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Airline Deregulation Act)所塑造的。在此之前,美国民航业受到民用航空委员会(CAB)的严格管制,政府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飞哪些航线,以及票价水平。这种管制虽然保证了航空公司的盈利,但也导致了票价高昂、竞争缺乏和效率低下,使得航空旅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1978年的法案彻底颠覆了这一体系,它允许任何符合安全标准的航空公司进入任何国内市场,并自由定价。这一变革释放了强大的市场力量,引发了航空业的深刻重构。其核心影响逻辑如下:

  放松管制后,新成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如西南航空)得以进入市场,而传统航空公司则被迫与这些精简高效的竞争者在价格和服务上展开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航空公司必须变得极致高效。这催生了“轴辐式网络”(Hub-and-Spoke System)的兴起。航空公司将客流从众多小城市(辐)汇集到中心枢纽机场(轴),再进行重新分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飞机利用率和客座率。激烈的竞争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共同导致了实际机票价格的长期、持续下降。IATA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2023年间,美国的平均实际机票价格就下降了27%【实际机票价格是指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往返/国内/单程行程的平均票价。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直接数据解决方案(2023)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机票价格的下降,叠加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得航空旅行从一种奢侈服务转变为一种大众化的商品。这是美国“购买机票所需等效工作日工资”仅为1.1天的主要原因。

  图 1 2023年,旅客为购买一张机票所需工作的天数(资料来源:IATA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部门基于IATA直接数据解决方案(DDS)及世界银行的数据)

  与美国的市场驱动模式不同,我国航空业的发展始终在国家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下进行。在我国的政策文件中,民航业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产业”。其发展并非仅仅为了满足交通需求,而是作为实现更宏大国家目标的综合性工具。以《“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为代表的国家战略,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模式的运作逻辑。在我国,航空业是服务于多重国家政策目标的综合性工具,其发展逻辑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考量。例如,我国政府主导在西部和偏远地区建设大量机场,这些项目在短期内可能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但对于加强这些地区与国家经济中心的联系、促进当地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市场力量本身难以完成的任务。国家通过控股三大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将它们打造为“国家队”,并利用其庞大的飞机订单来支持和培育本土的航空制造业,特别是我国商飞(COMAC)及其C919项目。这是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产业政策实践。国际航线的开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往往与国家的外交和地缘经济战略紧密相连。航空连接成为加深与伙伴国家政治互信和经贸联系的纽带。这种国家主导模式解释了我国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为何能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推进。决策往往由顶层的政治和战略需求驱动,而非完全依赖于市场需求预测。

  注意到,虽然我国“购买机票所需等效工作日工资”为3.7天,超过美国的3倍,但2011-2023年我国平均实际机票价格下降幅度为45%,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民航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对于消费者而言,航空旅行本身这项服务的成本确实变得比以前便宜多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航空出行正变得越来越普惠;但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轻松消费,根本上依赖于未来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

  美国的国际网络呈现出成熟、均衡和全球化的特点。其最大的国际客流市场依次是拉丁美洲(29%)、欧洲(27%)和北美内部(26%),这反映了其与欧洲深厚的历史经贸联系,以及与美洲邻国的地缘接近性。其网络覆盖广泛,直飞连接的国家多达107个,彰显了其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传统地位。

  相比之下,我国的国际网络则带有明显的区域中心特征。其最大的海外市场是亚太地区,占据了高达78%的国际离港旅客份额,其次是欧洲(12%)和北美(5%)。这与我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分布高度一致。尽管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其网络的全球广度和深度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直飞连接的国家为66个。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际客运量在2023年仅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39.4%,显示出其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面临更大挑战。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航空业普遍强劲复苏,但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线却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其恢复进程异常缓慢,远低于中美两国各自国际市场的整体恢复水平。截至2024年4月,中美间的航班量仅恢复至疫情前的约两成,经停航班恢复更加艰难。这种滞后现象深刻地表明,制约因素已不再是疫情本身,而更多地转变为“政治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在全球主要航空市场(如跨大西洋、欧美-中东)客运量已基本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的背景下,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双边航线市场的持续低迷显得极不寻常。随着旅行限制和检疫要求的取消,运营和健康层面的障碍已基本消除。航空公司(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拥有恢复航班的运力和意愿。国际航权的分配和航班数量的批准,依赖于两国政府间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和持续的谈判。目前航班数量的严格限制,直接反映了双方在政府层面的谈判进展缓慢。这种僵局源于两国在贸易、科技、安全等领域更广泛的紧张关系。因此,航班时刻表不再仅仅是市场供需的反映,而成为了地缘政治摩擦的直接表现。航空公司、商务人士、留学生和游客的出行计划,都直接受到了高层外交关系冷暖的影响。

  美国模式是一个由市场力量塑造的体系。其根基是1978年的放松管制,由此释放的竞争压力催生了高效的运营模式(轴辐式网络)、催化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低成本航空),并最终通过持续降低的票价将航空旅行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极高的飞行普及率,是在一个缺乏有效陆路长途交通竞争者的独特环境中,由消费者需求驱动而有机形成的。政府在该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是保障安全和维护公平竞争。

  我国模式则是一个由国家战略驱动的体系。航空业被视为实现国家宏观目标的战略工具,其发展路径由顶层设计(五年规划)所规划。国家通过巨额投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机场和空管系统)。同时,国内庞大的高铁网络扮演了航空业的“塑形者”,迫使航空资源向长途和国际市场集中。该体系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跨越式发展,服务于超越商业利润的国家利益。